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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清谈之余(4k)(1 / 3)


对刘羡而言,冯翊太守欧阳建并非什么生人。他字坚石,出身渤海欧阳氏,母亲石氏,是乐陵郡公石苞的小女儿。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石崇的外甥,石超的表弟。

刘羡儿时和石超玩乐时,随小阮公与名士清谈时,就和欧阳建见过几面,只不过自从政以来,就再也没见到过了。

当时两人的前途可谓是极度恍若云泥,刘羡先是进入中书省,而后又当了太子党。而刘羡听说,欧阳建是到兖州当山阳令去了。没想到四年过后,两人的境遇调了个个,如今他被贬出京当县长,而欧阳建却已经熬出头,凭借着和石崇的关系,当上冯翊太守了。

好在虽和石崇沾亲带故,但欧阳建却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喜好文学,也欣赏文章写得好的人,并无意参加什么党争。

故而在就职冯翊太守之后,他不仅没有为难刘羡,反而对孙秀私自加税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有辱士人风骨。就在去年年底,他与雍州刺史解系上表,共同弹劾孙秀不法,可惜奏表是石沉大海。

此次他听闻刘羡建司马迁祠堂缺钱,也是因为这是文人雅事,所以他特地调了三百万钱来,补上了空缺。甚至此次亲自前来,也要文会添一分光彩。

刘羡还是很欣赏这位上司的,他见欧阳建的车驾到来后,立马上前迎接,笑说道:“府君亲临,连夏阳也有了赫赫之光啊!”

这是欧阳建在家乡的名声,由于他博有文采,当地便传有谚语说:“渤海赫赫,欧阳坚石。”

而欧阳建则在下车时笑道:“你这位名满京华的才子在这里,却说我有光,我愧不敢当啊!”

说罢,两人都大笑,而后刘羡为欧阳建一一引荐宾客,也就算是正式开始文会了。

说是文会,其实更像是一场观光。刘羡领着众人观看这座新修好的司马迁祠,而后随意引申一些话题,大家跟着随口讨论而已。

在司马迁祠的第一个大殿内,立着司马迁的塑像及灵位,两面的墙壁则画有他周游天下采风的景象。

而在之后的两殿两碑中,第一个小殿抄录了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赞美,第二个小殿里则抄录了司马迁的不朽名作《报任安书》,而第一座石碑是记载了司马迁的生平,第二座石碑是刘羡写的,对司马迁的几句赞文。

最后落脚在十个字上:“明心追尼父,史墨盖春秋。”

一行人最后走到司马迁的墓前,对司马迁的墓穴行礼,想到几百年世事沧桑,不由极为感慨。

卜珝问刘羡道:“县君怎么会想起突然修缮太史公祠呢?我记得,太史公著《史记》,对汉室不甚恭谨吧。”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一片低笑声。

毕竟司马迁在《史记》里的爱恨是不加掩饰的,从对项羽的赞扬,到对李广的叹息,无不体现出他对汉室的不满。

到最后,为了保证《史记》流传后世,司马迁甚至做了两套版本。一版献上给中书省后,另一版到死都没有公布,而是让女儿私藏了二十年后,等到汉宣帝时期才为人得知。

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对于汉室诸帝的仇恨,不能说是不甚恭谨,而应该说是咬牙切齿。

但刘羡仅是笑笑,淡淡说道:“我不只是汉室之后,也是承祚公的弟子。世人都知道,无论是承祚公编撰《三国志》,抑或是世上修史的任何一人,都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因为他开创了修史的体例,是真正的史圣。”

“虽然太史公著文张扬,肆意褒贬,好为人师,甚至爱写一些小说之言。但从不隐藏自己的喜好,也不失为心胸坦荡之举嘛!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老师,都是一件快事。”

“而且写史著史,也并非是歌功颂德,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明辨得失,如果总是只写一个人的成功,却不写他的失败,那我们这些后人又能真正学到什么呢?”

“从这些方面来说,太史公或许有不足之处,却足以为后世之师。”

此语一出,听众多抚掌称善,但在场的也多是饱学之士,不愿意令他人独美。邓攸负手说道:

“时人常说,读史可以明得失,可以在下之见,似乎也不尽然。”

“司马迁修《史记》,上承三代,文至汉武,其中术数经学,可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通。官场诸事,也可谓是烂熟于心了。”

“可他明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却为何还要出身为李陵劝言,祸及子孙呢?”

“同理,班固修《汉书》,既知司马迁之下场,为何不存身自保,却仍与窦宪这类深受猜忌的权臣为伍,最终惨遭株连呢?”

“我们说读史可以明得失,却为何会不断犯下相同的错误呢?”

这个问题说出来,在场的众人都感到非常沉重,因为这涉及到人与追求的联系。

人总是相信,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不断的成长,最后实现自己的追求。可现实却是,很多人读了书,并没有得到成长,而是不断地在同一个坑内反复跌倒,直至死亡。

卜珝感慨道:“人本身就是愚钝的,圣人在《道德经》中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只靠读书来学习道理,那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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