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间，元康二年的雪来了，梅花开了，元康三年（公元293年）的春风也来了。
然后梅花凋谢，冬去春来，大河解冻，草长莺飞，很快又是满山的姹紫嫣红，桃李成风。就在这悄无声息的一开一谢中，清明时节也到了。
这已经是刘羡来到夏阳的第二年。
而此时的夏阳，已与元康元年时的那个破旧穷县截然不同。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宣传后，夏阳这十数年来的失落人口，都已多数回归。一度无人问津的龙门渡，已经变得相当繁荣，在渡口上不仅停放着数十艘简易的木筏小船，还有可运送牛马货物的大船数艘，已可同时容纳数百人在渡口往来，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日渐拥挤的商路，也使得夏阳的集市更加繁荣，除去原本就建设的县集外，又在渡口处和铁官司处形成了两处新集。这给夏阳带来了喧嚣的人流和开朗的笑脸，到处都有着喧哗和歌唱的声音。
加上孙秀在夏阳处碰壁后，虽没办法继续为难刘羡，却依旧在其余郡县中推行新度量衡。其余郡县长官虽然知道孙秀无道，但大部分不敢反抗，也只能忍气吞声。
结果这就使得，夏阳的赋税比关中其余郡县少了接近三成。冯翊的其余平民百姓，在得知消息后，纷纷向夏阳搬迁。截止到元康元年二月，夏阳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千人，户数更是罕见得破千。放在整个关中来说，虽然还算不上一个富县，但也可以说今非昔比了。
不过相比于县中的另一件大事来说，这并不值得夸耀。户口滋生不过是自然之事，而太史公祠堂的完工，却是可以流传千秋的。
说起修建太史公祠堂这件事，自从去年孙秀试探之后，刘羡就一直在策划。
毕竟对刘羡而言，以如今的条件，如果只是令夏阳富庶，虽说于百姓有大功，但却无助于自己重返洛阳。
刘羡到底是得罪了后党的人，和其余的官僚不一样。只要正常走程序，哪怕他年年考绩第一，上计的名单只要递到尚书省，那转眼就会被贾谧否决，哪怕熬一辈子的资历，也没有晋升的希望。
所以他必须另想办法，而刘羡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养望。
在东汉晚年，汉灵帝对于违抗自己的士人，就是采用了禁锢在家，永不录用的策略。而被贬斥的士人们，为了对抗皇帝，就相互和声通气，品评朝政，同时积累名声，以此来表达不满，在民间形成舆论来倒逼朝廷。到最后，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不得不妥协，取消了对党人的党锢，党人也由此重回权力中心。
党人们当时的处境，正与刘羡相似。而如今后党排除异己的做法，又与汉灵帝相似。虽然眼下还没有类似于黄巾之乱的政治危机，但眼看司马伦与孙秀这胡作非为的德性，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刘羡就打算借助建立司马迁祠堂的机会，大肆联络关中的寒士、隐士，乃至不得志者，借文会模仿清议，假以时日，必然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始建太史公祠，并非是一帆风顺。因为司马迁墓立于芝川的一座高岗上，若要修祠，还要修路，所耗钱财极多。
刘羡先从县府里抽了一笔钱出来，又找本地的冯氏、同氏筹款，找夏阳的商人借款，但还是不够，只能一边筹一边修。
还是新任的冯翊太守欧阳建得了消息后，专门从郡府里拨了一笔款，这才把钱给凑齐了，终于赶在今年二月中旬的时候，将太史公祠给修成了。拢共三殿两碑，及石阶一百阶，前后共耗费钱财八百余万。
而在祠堂建成前后，刘羡在冯翊与河东广做宣传，邀请名士，并与冯翊太守欧阳建约好，要在清明节后召开文会。
这个消息传开后，夏阳上下可谓是与有荣焉。
毕竟这些年来，夏阳人口衰落，文化也随之凋零，虽然祖上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当下，却是公认的蛮愚之地。
在这个以士族和文学为傲的年代，这种评价让人沮丧。而刘羡在此处重修祠堂，召开文会，无疑释放了一种信号，夏阳正在文化上复兴，这实在是令本地县民们高兴与自豪的。
薛兴虽不是夏阳人，但同样也感到兴奋。
毕竟他已晋升为夏阳县的廷椽，对这次文会的宾客名单心知肚明：除去要来参观的冯翊太守欧阳建外，刘羡还先后邀请了龙门隐士卜珝、河东隐士郭允、太原隐士郭琦、匈奴名士陈元达、北地名士傅晞等人，结果都得到了回应。
这些人，都是当下极有名的士人，如今都愿意前来，可谓是关中难得一见的盛事了。薛兴在河东生长至今，多被当地士人所排挤，连普通的文会都未能参加，更遑论与这些名士共聚一堂呢？
他高兴之余，还不忘亲友，邀请了自己的四弟薛云，儿时好友诸葛预与马肃，一齐来参加这次文会。
这天很快到来了，在文会当天，刘羡给县衙的官吏们放了个假，薛兴便早早地在龙门渡处等待好友。
春水潺潺，白云悠悠，大河的水流虽然浑浊，但水流的声音却一样悦耳，总会让人安静得联想起母亲。在阳光晴朗的照耀下，水面上甚至带有金灿灿的色彩，这更让人心情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