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甬海县的一个普通农村，村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高原湖泊叫杞湖，村后就是长满各种灌木的山坡。说是普通农村，村里人均土地却少得可怜，因为绝大部分水田都常年被湖水淹没着，山地因大部分都退耕还林而少得可怜，至于林地则始终在封山育林中并没有分配到每家每户，而是作为集体林地统一管理。到我记事时，我家五口人，统共只有12亩水田和05亩山地，而且这仅有的田地全都是父亲母亲和哥哥三个人的，我和妹妹出生时，村里的能分的土地早已分完，我们都是传说中的“黑户”——即名下没有任何口粮地的农村户口。那是1980年代，农村的经济主要还是靠务农，而田地少就意味着生活艰难。
虽然日子普遍艰难，但作为孩子时，我们每天放学最喜欢到后山逮松鼠或者打小鸟，夏天的时候一放学就瞒着大人直接从教室跑到湖里游泳——那时的湖水还很清。
不过我的故事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生于1952年，在大家庭里的男娃中排行老大。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是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虽然那个年代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艰难，但我父亲的大家庭更艰难，因为在他才十几岁时，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就因为一次干活回来口太渴，匆忙中当着他的面误将农药当水喝下去，最终没能抢救回来早早就走了。
从此，作为家里年龄最大的男娃，尽管自己身板依然稚嫩，我的父亲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干更多更重的活。
也许是不堪独自抚养七个子女的重担，也许是确实记恨爷爷走时作为家里长子的父亲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我的奶奶对他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他成了奶奶眼里心里最不喜欢的娃，以至于后来当我从其他人口中听说当时父亲遭遇时很长时间都在怀疑父亲是不是奶奶亲生的——但这是后话。
时间来到1979年，那年父亲和母亲结婚。结婚时，除了生产队分给的半亩口粮田，父亲只分得一间祖屋偏房楼上平时用来存粮的1856㎡（来源于多年后村里拆迁队测量的数据，其他三个叔叔家最少一家分得的是3589㎡）大小的房间。老旧而且巨大的粮柜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另一半是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漆黑的凹凸不平的楼板，旁边是同样漆黑而且凹凸不平的木制隔板，隔板上是落满尘灰的老式木窗户。由于很少晒到阳光，整个房间里总是一股散不掉的阴冷又略带点霉腥的味道。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父亲只好把老屋用作卧室，在隔壁邻居家租一间闲置的屋子作厨房。——这就是父亲娶我母亲时候的全部家当。而我之所以对这个老屋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就是在这个粮柜改成的床铺上，在那间由漆黑的凹凸不平的木板和落满尘灰的老旧木制窗户围起来的老屋里出生的。
之所以开始之前先说这些我父亲的事，是因为这是我的来路。四年前，父亲因肺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他走后的这几年，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他一生的不易。倒不全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为人父，更多的是因为看见这么多年他在艰难中支撑家庭，在别人的嘲笑和不理解中坚持让我们兄妹三人读书，而且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什么。每当想起这些，低头又看见自己将近不惑之年事业生活却依旧惨淡，特别是想到父亲和母亲辛苦供读出来的作为家里唯一大学生的我直到父亲离世时也没能拿出什么让他值得骄傲的成绩，心里便充满自责。
——这无疑是我前半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的第5年，也就是1985年的冬天，还差几天到元旦的时候，我出生了，在他们结婚时候分得的用粮库改成的老屋。预产期还差几天时，父亲就早早的把三岁的哥哥托付到外婆家。
按理说因为是二胎的缘故，我出生时，应该很顺畅才对。可是眼看预产期都过了几天，妈妈的肚子还一直没有生产的迹象。当时，从我们村子进城的路不好走，晴天是黄灰扬尘，雨天是水坑水塘，去一趟最近的医院要一两个小时。父亲怕路上临时出状况，就没想着把妈妈送到医院检查，只是在自己守在身边照顾，当然奶奶自然是指望不上的。
那天天气很冷，冷风呼呼的刮着，但是没有下雪。天黑以后，由于那时的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像现在可以刷手机，左右邻居都早早上床睡了。时间到了晚上十点多，疼了一天没怎么吃东西的妈妈终于觉得有点饿，爸爸于是就起身下楼，去隔着几户人家远的租的屋子里做吃的。
就在父亲下楼后没多久，妈妈的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起来。不同于先前的疼，这次的疼来得更快更猛烈。妈妈意识到可能是要生了，于是她艰难地尝试将身子移到床边——虽然后来听妈妈讲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得云淡风轻，但直到今天我也无法想象她当时面对的情景。在那间由粮库改成卧室的老屋里，在冬月的冷空气里，在深夜昏黄的灯下，只有她独自面对这个场面。
但更艰难的还在后边。我出生时是脚先着地——不像其他大部分人那样头先出来——而且脖子被脐带缠着，这大概就是我迟迟不出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的出生让妈妈真正的是从鬼门关里走了圈，而且是在身边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
在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