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所举出的例子是左传里面的，斐潜当然是清楚。
郑子产不是姓郑，也不是名叫子产。
实际上是此人叫姬侨，姬姓，氏公孙，名侨，字子产，号成子，所以如果连起来的话，这个人实际的全称是：姬公孙侨子产成子
好吧，还是称呼郑子产比较方便些。
郑子产是郑国的名相，当执政了26年之后，在他逝世的时候，家里甚至没有任何积蓄可以为他办丧事，他的儿子和家人只得亲自用筐背土来埋葬他的尸体。消息传到了百姓的耳中，许多人纷纷捐出珠宝玉器来帮助他的家人办理丧事。
但是子产的儿子不肯接受，最后百姓只好将捐献的大量珠宝都投掷到了郑子产封邑的那条河水里，用以悼念这位名相。
这位名相在临终之前，有段话在左传中被记录了下来：“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蔡邕跟斐潜说这个人的意思，恐怕就指的是这句话。
斐潜说道：“师傅之意，莫非以火制之”
蔡邕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说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是后来孔子评价郑子产的话，简单来说就是句话，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蔡邕是古经学者，而且汉代的儒家还没有演化到后世那么的变态，所以对于这些人，蔡邕的意思也是很直白，既要严管，又要适当的以宽柔，这样才有可能做好并州的政事。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和与严厉相互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对于并州那种胡人和汉人杂乱居住的地方，这种度的衡量则是更加需要小心的平衡。
斐潜又问道：“敢问师傅，稚子坠地初生，不知言语，嚎啕而哭，胡也汉也”
蔡邕动了动眉毛，然后说道：“子渊之意，莫非教化”
教化这个玩意么，儒家人是孜孜不倦的。孔子本身就是以教授弟子，共享知识而著称，其后又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之后还有董仲舒提出的中性论，但是不管是什么体系，都强调了需要“王教”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刘虞，刘伯安，幽州牧。刘虞最早在幽州担任幽州刺史的期间，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结果朝廷担心刘虞尾大不掉，就撤了刘虞，后来乌恒叛乱，又不得不重新派刘虞过去平叛。
刘虞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威望，这个和他直在幽州推行的温和的教化政策相关，但是这样的温和教化只能维持代
历史上刘虞死后，乌恒人直在为刘虞报仇，先是本部和公孙瓒抗争，然后是联合了袁绍，同坑死了公孙瓒。
当然，其中也有公孙瓒采取的是“胡人不臣服的都要死”的策略有关
随后，乌恒人就渐渐的忘却了曾经有这么个善良友善的汉人，照样变成了强盗团伙，最后被曹操抓住了顿暴打，终于是老实了，乖乖的远远的逃到了辽东朝鲜半岛去了。
所以温和的教化是不可行的。
斐潜也没想搞什么感化啊，怀柔啊，在他的观念里面，其实在后世某个岛国在华夏实施的那套教化模式很适合搬过来用用
那套模式可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直到后世斐潜穿越的时候还有不少弯弯人，还称自己是自操人。
斩断其母系文化的根源，用武力作为保障，让汉文化从最简单的认字开始，培养起符合汉文化的仪式感，在严格的仪式规范当中，以各种利益作为后续推力，直至让这些胡人发自内心的认同汉文化。
这个其实也是后来大唐采用过的模式，否则当时大唐的版图也不会空前的扩大，安禄山等就是被同化的胡人，只不过是后来大唐自己玩崩了，才被别人起了些心思
斐潜将自己准备在并州推行的这套文化侵略的方案和策略说了，然后伏地而拜，说道：“师傅欲全忠义之道，学生不能擅阻。然教化之策，事关大汉边疆安危，功在千秋，学生虽有心，力却未逮，故肯请与师傅相约事”
蔡邕衡量再三，对于斐潜方才所说的那套全新的教化模式很是心动，如果真的能像斐潜所说的那样，那么或许只需要两三代人，或许更短的时间，就会从原本胡人当中分化出不少的受到汉文化熏陶，心系汉朝的人，这对于汉王朝的边疆的安宁来说不亚于是项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事情。
更何况如果在并州能够将这套模式顺利实施，那么盘旋在西凉的羌胡，在辽东的乌恒，在冀北的鲜卑，在南边的百濮三苗和百越是不是也可以参考实行
这对于汉王朝的意义，对于致力于文学精研的蔡邕来说，不亚于第二次的熹平石经
蔡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