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嘿嘿笑着，看了看小宋老板。
小宋老板嗔怪地说：“人家不喜欢做生意。有什么办法呢。今天是周末，人家才肯到店里来帮帮忙，平时连他的影子也见不着。”
李先生笑着说：“我做生意脑子不灵光，太累心。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公务员。”
关先生说：“你们俩口子一个做生意，一个做公务员。小宋老板在政府里有什么事情就好办了。”
小宋老板一边泡茶，一边调皮地看着李先生问：“你能帮我办什么事？”
关先生说：“我是东北人。在巴西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我这回到义乌来，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刚才我还跟贾经理说，这个地方做生意的方式跟我们在国外是一样的。我这回回国，先到的东北，那里还是讲人情、讲关系。义乌就不是那样，大家都是谈生意，没有人搞关系。“
李先生就跟关先生介绍起义乌的情况来。
李先生说：“义乌真的是个小地方。跟东北的大城市比不了。这里没什么禀赋资源。最早这里聚集了一些卖小商品的个体户。他们主要卖扣子，松紧带，拉索，针线，发卡，袜子，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这些小东西在当时不算统购统销范畴。他们在别的地方卖，当地政府都不允许。到了义乌这个地方，政府不管。因为政府不管，所以这里聚集起来的生意人就越来越多，逐渐成了规模。
“这些年义乌商业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政府才开始收一些固定的地方税，额度很低，商人们也都愿意交。政府拿了这些税收建设基础设施，建学校。
“在义乌，外来人口的比重很大，他们的子女在义乌上学跟我们本地人一样。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新义务人。我们义乌的市政建设比不上大城市，但是我们义乌的市政建设都是自己搞的，没有跟国家要过一分钱。
“我们自己总结，就是要搞小政府大市场。现在好多地方政府到义乌来搞招商，提供免费的经营场所，想把他们自己籍贯的人招回去。但是没有效果。
“这些外地人宁愿在我们这里交税、付房租，也不愿意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因为他们对我们这里的营商环境有信心。
“商人对政府的信心来之不易，我们自己总结就是不要干预市场。我们的政府是服务型政府，不是管理型政府。经营的成败是商人自己要负责的。在这个地方，商人生意破产不会到政府来静坐示威。”
说到这里，李先生怜爱地看着小宋老板说，“因为我们政府不管什么事，所以我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只能周末过来陪陪她。”
关先生接过小宋老板递过来的茶，品了一口说：“这里的政府和东北的政府管理理念差异很大。我这回回来。看到我东北老家不少亲戚都下岗了。
“我跟我弟弟商量，东北资源那么丰富，我们家祖上又有做生意的传统，我让他出面办个企业，给东北的亲戚们找个营生，我给他投资。我弟弟说什么也不干。
“他跟我说，你还不如把这些钱给他们分了呢。干什么买卖也得让工商税务公安这些下面的办事的人给吃黄了。办个企业，自己的亲戚还没安排呢，这些衙门就开始把七大姑八大姨塞进来了。
“来了干活也行，来了不仅不干活，还找茬生事。我一琢磨我弟弟也是有年纪的人了，子女们也都没有能操持事情的，也就没有勉强我弟弟。给他们俩钱完事了。”
小宋老板说：“在我们义乌不会有这种事情。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外地人来我们这里做生意。外地人多了，本地人的活路也就多了。摆个烟摊，开个饭馆，不都能养活人吗？要是外地人都走了，生意也就没法做了。”
周先生说：“你们义乌现在名气大得很。我出国以前根本就没听说过义乌这个地方。反而是到了巴西，才知道浙江有个地方叫义乌，是小商品批发集散地。义乌人做生意不仅做到了全国，还做到了全世界。”
李先生说：“这些年，浙江人出国做生意的很多。每到春节，世界各地的浙江人都回来过节，不管飞机票多贵都要回来，现在的浙江人在国外的航空公司都是挂了号的。”
小宋老板见大家聊的高兴，就趁机向关先生请教巴西的情况。
关先生说：“我去巴西比较早。我爸爸在台湾。七十年代，允许去台湾探亲。我爸爸就把我接过去，然后从台湾把我送到巴西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和巴西才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在巴西的华人主要都是从台湾去的。
“从台湾去巴西的华人也分两批，早一批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被蒋介石赶到巴西的。晚一批是经济原因。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岛内资源不够了。大家往外跑。有的人就去了巴西。
“大陆人去巴西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巴西的移民政策是仿照美国搞的。也比较严格。现在想去巴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浙江商人有，但是不多。他们是自己找人想办法过去的。”
关先生看了看小宋老板，又看了看李先生，迟疑地说：“你们也有出国的打算？”
李先生坚定地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