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子，社会矛盾就会有很大的缓和。
因为他们在给自己留后路，但凡叫个‘有识之士’，他们都清楚的知道，王言就算不能挂相，也是辗转地方的大佬，王言如此威势，根本不可能让他在边地任职太久，那对国朝是个灾难，早晚有到他们家门口当官的时候，那他们可就完了。所以都默契的给自己留条路，被收拾的时候也有话说。
现在王言又把西夏打废了，眼看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打契丹，他们想跑都没地方，只能钻山沟子里。而王言没事儿还会派兵扫山，驱赶猛兽，打击山匪，他们连山沟子都不能藏太久……
范仲淹还没有具体安排，但是王言可以肯定的说，范仲淹不可能复相。因为变法，是不得不变的时候，才能推行的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好转，还夺回了不少土地，是不会支持变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王言的改革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杭州、青州、延州的都是肉眼可见的成功，大宋君臣又不是不知好坏的傻子，他们肯定还是会想办法，慢慢的在全国推行，只不过不能如同王言那般凶猛，而是更加的温和些。
而这个‘温和’就是赵祯调范仲淹入京的目的，赵祯还没有老糊涂，他还是想着让他赵家的江山更好，也让他死后的名声更好，他到了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再说回到变法就是搞钱这一条宗旨，范仲淹大概会进入三司做个副使，挂一半的相。
范仲淹自己也是有预料的，回京途中拐了好大一个弯来见王言，就是来跟王言商量商量如何‘温和’，以及大致的行动方略。
不同于王言的不招人待见，范仲淹还是很有威望的，在于他为官多年的经营，以及他的年纪。就当官来说，年纪小是优势，年纪大一样是优势。而且范仲淹在青州的改革，就已经很温柔了，虽然也遭遇了刺杀，但就抵抗程度来说，是远不如杭州大户的。
所以范仲淹的信心还是很足的，他说跟王言一样人嫌狗憎那是自嘲。再者从杭州到现在已经有六年，这已经不短了，不论是当官的，还是大户，都已经有了认识，杭州那边必然是以后的改革方向，算是试点作用。
另外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范仲淹有法宝，若是在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不好推进，他就一句话解决问题，我放王言了嗷……
王言，在上位者眼中是好刀，在下位者眼中是绝对凶猛的恶犬，嗷嗷咬人要人命的那种，可疼可疼了……
除了商议‘温和’之法，统一以后的行动意见以外，就是让王言再给看看身体，还有狄青也一道看一遍。
听说在先前打仗的时候，两人成竹在胸，根本不熬夜的。那么紧急的时候都悠哉悠哉，想来以后也会更加注意……
送别了范仲淹，王言开始专心的经营的河南路的地盘。
不外乎那么三板斧，干大户，干流氓，分田地，收商税，大量的开展工程建设。再加上他掌握着的自主发行新钱的权力，而不必要拿大量的铜来铸币发行，就如千年后的国家发展一般，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也是无所谓的。
而且中央朝廷也不跟他收税，他只要保证新得的土地安稳，并掏出一部分的边军军资，那就是成功。事实上这才是京城对于边地官员的要求。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王言来了一年，就把延州给致富了，还练出了一支强军，直接就拉出去打西夏。甚至于整场战役下来，延州方面的军资，并没有要京城支付，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军器武备，以及正常的禁军开支以及少量的禁军伤亡抚恤，弥补了一些粮食缺口，剩下的全是延州一州之力撑下来的。
这才是人们对王言又爱又恨的原因，他太会搞钱了，也不是竭泽而渔，毕竟杭州就在那里，除了科举的人才腰斩，到现在都没恢复以外，别的都挺好。
欣欣向荣，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在王言主政治理的地方，那是实实在在肉眼可见的变化。如果将这个时间拉长到十年，也可称一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在各种的官员都配备齐全，王言好好收拾了一顿敢于不服的人以后，整个的河南路就安安稳稳的发展起来。
王言也默默的推行着他的新钞在边地流通扩散。
有官方支持，再加上王言大力的发展贸易，以及他强硬的要求，在他治理的河南路境内，在东西两个榷场，必须用他发行的新钞交易。
随着商业交流的展开，商户们自然的便发现了新钞的方便以及坚挺，必然的会慢慢的接受。新钞的锚定，是王言按照所有的税赋，以及生产总值等等，综合算出来的，而没有单纯的锚定一点。
而真的说起来，其实新钞锚定的是他王言的个人威势。他实际上也没有按照算出来的数据，去印发新钞，那只是他公布出的对商人们的解释。
实际上他是根据新钞的传播范围的人口来发行的，他大致的综合一下数据，再根据经验沽出一个不至于爆炸的数就行了，基本处于极限状态。众所周知，不拉负债，是没办法快速的把建设快速拉起来的。
而对于西夏、契丹的调理，那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他现在派兵出去单挑，想要施展一番生化战，已经没人接招了。总结战争经验是必要的一件事，不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