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里的徐允恭，因为皇帝突然玩的这一套不知所谓的手法，整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极为艰难。
而外面的情况也果然如同魏国公府打探到的消息一样，一群御史言官在自己参奏的奏本递上去之后，在没见到后续反应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肉身开道，直接准备当着徐允恭的面逼问他如此强戕害皇子却为何故。
从这群人的视角里出发，原本还算是皇帝手上炙手可热红人的徐允恭，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忠不孝的违逆之徒。
于大明如此危机之际，他不思国家颜面，不想办法拯救燕王殿下，反倒强求国家重启战端，扩大战事，以百姓之鲜血，将士之生命，为他徐某人做嫁衣，以谋取一个不世战功。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徐家与燕王殿下的那层姻亲关系，决定了当徐允恭这个小舅子提出要放弃自己姐夫的生命，而另做其他图求的时候，天然就会被人戴上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此刻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附近，已经有大批士子开始聚集。
这群人都是读过书且最具热血的一群青年，他们天然有着一份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也天然有着一份对不忠不义之徒的征讨之心。
尤其是在明初这段时间里边，科举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阶段里，能够读书还是属于一种来自于权力阶层的特权。
普通商人家庭或许有钱资助孩子聘请大儒，但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他们并不可能通过这条路给自己孩子谋求一条上升的通道。
再加上朱元璋，这位帝王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他完整的继承了历代君王重农抑商的施政策略，并且在大明建立之初的那十几年里边，这种重农抑商已经达到一种堪称严苛的地步。
最著名的商人沈万三，便在把自己的家财都砌进应天府的城墙之后，自己最终也化成了应天城街道下的泥土。
不过朱元璋能做出如此决定，与后世来说多少有点束缚住整个社会往前走的步伐，但从当时来看却是无比正确的。
经历过前元如同放羊一般的统治之后，整个华夏大地一下子就变成了地主豪绅们肆意挥霍的地方。
在元朝建立之初的那段时间里边，从元庭派下来的各路官员还想着在地方上获取到一定的权利之后，开始谋求自己更大的图谋。
这是来自于一个弱肉强食部落成长起来的人的本能，在茫茫的草原之上，一个不足，如果不强大的话，那最终他就只有被搬上餐桌，被其他人享用的份。
可是当这群来自草原上的皇室分封者，来到地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他们之前在草原上那一套与这帮汉人地主之间是玩不通的。
一时之间，原本以勇武的蒙古人，在广袤的平原之上陷入了巨大的泥潭之中，这种泥潭不是战力上的泥潭，而纯粹是由社会环境所导致的，发展上的泥潭。
元人的军队是可以四处出击，将各地“逆贼”悉数讨平。
但面对广袤的华夏大地，再庞大的军队，如果陷入到这种治安战当中的话，也会显得无比乏力。
更何况由忽必烈所领导的这一支蒙古人，他们所倚仗的正是手底下的汉军世侯们。
要知道当初当蒙哥被钓鱼城的民夫被石头砸死之后，整个草原不足的内部矛盾一下子就爆发的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远在东方没有掌握着草原绝对力量的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在最后时刻一扫草原其他势力，他所凭借的可不是元人那骑射的功夫，而是汉人地主们所资助出来的一群汉军将士。
换句话说，元庭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大地上短暂的露出脚，所以借的并不是他们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而是与这些汉人地主之间的合作。
打仗的时候你用了人家的兵，就会天然地导致，当王朝成立之后，权力会分拨到人家的手中。
这一切并不是由统治者意志而决定的，而世军汉军世侯用无数钱财和汉人的性命所堆砌出来的结果。
在此种情况之下，整个华夏大地陷入了一种近乎于没有秩序的统治当中，往往一些应当受到官府压制的小地主们，此刻在元庭的管理之下，也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对手下百姓的苛责以及压榨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等到元末，各路起义大军开始推翻这些人的残暴统治的时候，整个华夏大地其实已早已遍布疮痍。
最终在经过连年的征战，就使得这片大地早已没了应有的繁盛与生机。
换句话说，当朱元璋一统大明的时候，他接到的是一个无比残破的烂摊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让百姓尽快的在土地上恢复生产生活把旧有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让以前的乡土社会重新恢复正常，这才是朱元璋的眼下的当务之急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而在这种背景之下，重农抑商变成了别无二选的法子。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现在在夫子庙门口开始闹事的学生，一个个背后都有着身份不低的父辈。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夫子庙附近的衙役们虽然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但他们面对这群公子哥的时候，却谁也不敢上，只能在一旁好言相劝。
大家伙都知道这群公子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