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休会, 肯尼思彻底成了“跟得丈夫”，跟着老婆回了华盛顿。 每天的日程是上午送老婆上班，中午和老婆在ACLU附近共进午餐, 有一家两个人都喜欢的餐厅，有固定的餐桌；下午五点接老婆下班，回家待着, 很少外出应酬。 周末俩人通常乘游艇享受二人世界，不过因为狗仔队居然也租了游艇跟来, 烦不胜烦, 后来便还是回费城过周末。 周末也过的很朴素, 俩人原本早上晨跑，现在改成傍晚散步，周日晚上或许会去看电影, 很低调。 张文雅的肚子这个月增长的比较快, 现在是无论穿什么衣裙都很难遮挡住隆起的腹部了。她的睡眠也越来越不好，晚上有时候能起床两三次。 晚上最好不要喝太多水，但也不能不喝水。 胎动现在很明显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前, 孩子动的次数增加。她也觉得很烦，因为胎儿是实实在在的要在她的肚皮里面拳打脚踢的，很不好受。 肯尼思每天翻着花样哄她开心, 不上班的人有大把闲暇时间, 没事就问她脚累不累，腿疼不疼，学会了给她捏脚揉腿。怀孕中期孕妇会浮肿, 而且因为体重增加, 再怎么小心控制身材也会有变化, 这都是让她很烦恼的事情。 肯尼思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烦恼，在他看来，她没有什么改变，就算有所改变，他也觉得没什么，他不会嫌弃的。 唉，傻瓜，她才不是害怕他会嫌弃她身材的变化。 她只是不习惯“改变”本身。 这很难说的清楚，她其实从来了美国之后也已经改变了很多，目前看来，这些改变都是好的，造就了现在的她。 她为什么会害怕“改变”呢？可能因为孩子本身就是最大变化，等到孩子出生，他们的生活会大变样的。 * 李文和案还没有开始审理，初审后排期到了十月，ACLU不很着急，是因为律考成绩九月底出来，十月初便能知道张文雅到底有没有通过，关系到她是以律师身份出庭还是以助理身份旁听的问题。 八月的一天，一个青年男子找到了ACLU华盛顿分部，指名要见张文雅。 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有，人们从全美各地来到华盛顿，都想让张文雅代理他们的案子。 楼下秘书请他登记姓名：杰夫·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带来了一封克里斯托弗·菲茨杰拉德的“介绍信”，张文雅还挺惊讶的：克里斯托弗为什么不事先给她打个电话？ 信里克里斯托弗说杰夫是他的中学同学，杰夫想见她有点法律事务咨询，请她见见他。 有意思。张文雅想着既然是克里斯托弗的中学同学，那么就该是个波士顿人，波士顿没有律师了吗？是什么“重大”案件需要跑到华盛顿来找她呢？ 她接通内线电话，让自己的秘书下楼带阿姆斯特朗上楼。 * 阿姆斯特朗是个白人，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克里斯托弗比肯尼思大三岁，不到四十岁，阿姆斯特朗应该跟克里斯托弗同岁。 “你好，阿姆斯特朗先生。请坐。”张文雅伸手跟他握手，请他坐下。 他的手心湿漉漉的，感觉要么是太紧张，要么肾虚。 “你来见我是有什么案件吗？你要知道ACLU不是普通的私人律所，我们只接公民权的案件。” 阿姆斯特朗拘谨的说：“我知道……我想，呃……” 他的双手在大腿上搓来搓去，显得很是不安。“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我找过很多律师，但没人能帮我……” 他很痛苦。 “是什么案子？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是……”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又很快抬眼看她，“我想控告我的本堂神甫，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侵犯了我。” 张文雅差点跳起来：什么？！ 她看着阿姆斯特朗，“别的律师没法帮助你？” “是。”他继续局促不安，“他们一听到是天主教神甫就说这事……赢不了，叫我放弃，或者去找别人。” 这可是大案！ 好莱坞就此拍了一部电影，名为《聚焦》，讲述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可能更久）的波士顿地区天主教神甫集体性侵儿童的事件，受害儿童多达数百人，这些儿童绝大部分是男孩。 张文雅想了一会儿，“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是因为你是肯尼思太太，”阿姆斯特朗有点激动，“你是女人，你也许更能体会我的痛苦和绝望——是的，是绝望，你看。” 他猛地伸出两只手腕，将手腕内侧翻上来：双手手腕都有数道刀痕，显然是自杀未遂的遗迹。 张文雅很震惊：这个人是如此痛苦！他宁愿死都不想继续活着。 “那你现在又不想自杀了，是吗？”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了ACLU，我就想，如果我可以找到你，如果你能为我找寻到‘公正’，那么我的痛苦也许不会令我如此绝望。你是一个肯尼思，但我不知道我去找肯尼思家族的人他们会不会理会我。他们也许觉得我是一个——一个疯子！” 阿姆斯特朗激动的站了起来。 张文雅很冷静，“你坐下来。你确定你能承受？如果能在法庭立案，你需要上庭，还需要作证。你能经受得起对方律师的问询吗？” 阿姆斯特朗愣住，颓然坐下，“我不知道。可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我做什么都做不好，我总是失败，人生失败，婚姻……失败，事业也失败。” 张文雅摇头，“你要先搞清楚，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将失败归咎于某个神甫，还是因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不配得到更好的生活。” 他再次愣住，“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