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赵飞燕姐妹前, 我们先简单捋一捋她们所处时代背景。前面说到卫太子一脉唯一的遗孤刘病已成为了大汉天子。刘病已登基后，因其名字为常见字，担心百姓避尊者讳而有不便，于是更名刘询。”
“汉宣帝刘询在位时国家进一步实现了休养生息, 史称孝宣中兴亦或是孝宣之治。作为帝王职业中出生即达成坐牢成就, 虽非开国之君却没有接受过皇帝职业规培的皇帝。刘询在登基后, 根据前辈经验, 对大汉治国之道做了个一个总结：即‘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
“儒术过于依赖‘人治’，而所谓人治又太过讲究人情世故。人皆有私欲，即便是圣人都无法免俗, 因此这些私欲需要‘法’来束缚。如果说儒的具现是道德, 那么法就是最低的道德行为标准。后世之人总结封建王朝的统治相对认可的是儒皮法骨道家脑。”
听到“儒皮法骨道家脑”, 秦始皇和命运已经改变的秦二世扶苏皆是心下一震。相较于后面的王朝, 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秦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孩子, 需要更多的理论指导来支持他们实践, 走向更远。
侧重法家的秦始皇从这句话中意识到了儒家的作用，那就是以儒家来松弛太过紧绷的大秦。而扶苏则意识到了即便要用儒家, 也不能轻易舍弃法家。如果说法家是大秦的基石，那么儒家却可作为大秦光鲜的外衣。
“在我们教科书上提到汉武帝会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是那种喜欢儒术的帝王。但实际操作中汉武帝只是用儒术的某些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并没有真的专任儒术, 即便是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也是被他用过就丢。”
“为了拍皇帝马屁, 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注释’，去掉了孔孟二圣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在许多君王眼中就是不合时宜的，相较而言董仲舒将君放在第一位的君权神授显然更让皇帝们喜欢。”
“这种加工很讨皇帝欢心，但是人民群众不买账。董仲舒这套理论省了汉武帝许多事情，但董仲舒在后世名声可不咋样，反正对于这位大儒我是不太喜欢，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的。君权神授不是加强集权的必须内容，但后面却遗毒不浅。”
“在百姓普遍没有读书机会的时代，君权神授这种东西于聚拢人心，加强中央集权确实是一条捷径。但怕就怕有些谎话说久了，不仅骗了百姓，连自己也骗了。许多君王用来糊弄下层百姓的东西，最后基本是把自己的后人一并忽悠进去了。”
“真以为当了皇帝就江山稳固不可动摇了，却忘了百姓才是君王坐稳皇位的基石。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只是自己投了个好胎，出生即巅峰，偏还不知道珍惜。”
“当然了这话是阴阳隋炀帝、明英宗这类败家子皇帝的，不包括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类布衣天子，以及像始皇帝、唐太宗、景泰帝这些或自己打天下。或做大做强。或挽大厦之将倾的君王。”
“不管是汉宣帝的总结还是后世之人在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上的总结，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治国不能专任儒术。然先代明君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后世君主大多没有足够的重视，像宋代就是专任儒术，过于侧重文治，重文轻武导致瘸腿亡国的典型案例。”
“再说汉宣帝早年多用循吏，但后期与汉武帝一样也偏爱酷吏。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觉得宣帝用法太重，跑去和他爹刘询提意见了，说爸爸你应该重用儒生。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然了只是相似，却不相同。”
“卫太子刘据也觉得汉武后期朝廷用法过重，但两者又有些区别。卫太子不认同酷吏，觉得酷吏用刑过严，但他并没有跑去和汉武帝说什么皇帝这么干不行，应该怎样怎样，也没觉得朝廷要专任儒生。”
“说皇帝执政问题和觉得刑罚太重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如果刘据也和刘奭一样对皇父指手画脚，以汉武帝晚年的脾性，太子可能就不用江充等人来构陷了。且汉武帝虽然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但对儿子的想法是赞许，也允许儿子和他不一样干。”
“不同于卫太子觉得坏事都是酷吏干的，我爹是明君，然后汉武帝觉得我儿子说的都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父子最后竟然是悲剧收场了。面对太子刘奭的指手画脚，汉宣帝是很生气的，并且说了一番对于储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话。”
“对于太子的指责，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注1】’就是说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喜好厚古薄今，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万不能专任儒术。”
“汉宣帝对专用儒术的弊端，是一阵见血啊。前面我强调过国与国的交往应首重利益，凡事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要。内政需要德政，但其实也是需要利益的。如果朝廷的官员只晓得之乎者也圣人之言，不懂经济民生，那国家就无法长久。”
“儒家过于看重所谓德教，但这德教又常浮于表层。莫说治国不能专用儒术，纵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