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的路线注定失败，他看起来给了农户活路，只收三分之一的年供，又给了足轻活路，大力提高了足轻的待遇，以此来代替武士阶级对武力的掌控，这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给了他强横的军队、充足的粮饷，和数次突破包围网的军事奇迹。
但却做不到一点，那就是将军事成为政治的延伸，无法收束暴力，他手中的暴力，仍然是无序的。
织田信长做过无数次的尝试，他修建安土城，代替京都成为政治中心，让自己成为实际上的倭国天皇，也就是天下人，进而布武天下，他的一步步都是在不断的推高军事的重要性，反而让军事成为政治的延伸，越发的困难。
压舱石当然要足够重，才能让大船稳定的航行，而不会被大风和大浪掀翻，但不断扩大的压舱石，最终会让倭国走上一条穷途末路，那就是穷兵黩武。
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最后不得不绕回原来的路径，成立幕府，地方自治。
倭国现在的乱象，其实中原也曾经历过，那就是唐末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那是个黑暗的时代，晚唐五代十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那就是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秩序？哪来的秩序？有的只有杀戮，看似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其实背后是对失序的无限推崇，似乎只要失序就可以成为人上人，但其实失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的受害者。
说出这句话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在接连战败下，兵强马壮的优势尽失，最终被石敬瑭的晋军所杀。
五代十国的底层武夫结成了利益同盟，威逼他们上官和武将，逼迫上官养寇自重，或者干脆谋反，这些底层武夫们不仅杀不肯配合的文官，连不愿意入伙的低级武将，甚至是节度使一样被杀，所谓的‘下克上"是常态。
自黄巢攻破长安，天下失序之后，到柴荣夺取了淮南，有鲸吞天下之势的时候，被手下兵变所杀的节度使共有十七人，薛能、支祥、高浔、李可举、朱玫、高骈、王重荣、李克恭、刘建锋、王珙等等。
在晚唐五代十国那个年代里，下克上蔚然成风，就连节度使，一方藩镇这样的当家人都是如此朝不保夕，可想而知百姓们是何等的凄凉。
诚然这种武德充沛带来的就是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职业化的军队，士气高昂而且作战凶猛，步兵克重骑这种打法，在其他时间只有精锐才能做到的事，在五代十国，比比皆是。
代价呢？代价就是中原丢掉了燕云十六州，为了出头，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卖，为了当天子，连儿皇帝也在所不惜。
代价就是这些军兵们，会把他们经过的一切地方吞噬，暴力完全失控的模样，就是五代十国，这些牙兵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生灵涂炭。
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美好可言。
直到柴荣进入了淮南，有席卷天下的事态，军事被纳入政治的延伸，就成为了最大的政治正确，赵匡终于将其彻底收束，才算是总结了五代十国的乱象，暴力终于从完全失控，变得可控。
赵匡死后，他的弟弟，驴车战神赵光义，接连的战败，只能走向兴文匽武。
两宋的党争基本围绕着赵匡主张的革故鼎新和赵光义主张的祖宗成法之间展开，但凡是变法革新，就会伴随着强军，但凡是守旧反攻倒算，都伴随着重文轻武。
两宋的暗弱，大宋只能兴文匽武的罪责，是赵光义导致的，他战败后，太害怕被人武力伐上，取代位置。
随着时间的流逝，承平日久，人们逐渐忘记了暴力完全失控的恐怖，进而就无法理解和体会赵匡的价值了，但大明也有类似的顾虑和担忧，那就是客兵的安置。
即便是以客兵起家的戚继光，都反对裁撤军屯卫所，并且要维系军屯卫所的力量，组建京营的方式来强军，为的就是防止暴力的失序，将暴力仍然纳入秩序的范围之下。
上报天子，是历朝历代练兵都会喊的口号，但下救黔首，军队对黔首有拯救义务，到明末时，只有戚继光这一家。
现在的倭国就处于暴力完全失控的状态，而织田信长给足轻极高的待遇，得到了强横的军力的同时，意味着暴力进一步的失控和道德的沦丧，织田信长也好、丰臣秀吉也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下克上就是必然，而且会泛化，只能化身为战争机器，不断的发动战争，最终在战争中毁灭自己。
这就是徐渭对倭国眼下态势的分析。
中原的历史很长很长，很多事情，都是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用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教训。
织田信长要查清楚自己身边的内鬼是谁，没有发动战争，而毛利辉元却派出了叔父进攻，与此同时，他联袂几个大名，准备继续对织田信长联合绞杀，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大明又可以卖火器和火药了！
火器是暴利，尤其是战区。
徐渭的奏疏走水路抵达了完全解冻的渤海湾，大明皇帝在次日就收到了徐渭的奏疏，与其说是奏疏，不如说是东征见闻，其中的宝钞卷，对大明极为有益，厚厚的六卷书，让朱翊钧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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