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和大多数廷臣，在快问快答中一脸懵逼的高呼圣明，而后才转过弯来，皇帝要的是皇家舰船设计院，尤其是皇家这两个字。
万士和在陛下开口询问银子是否够用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陛下的指向，奈何万士和不是有关方，只能憋着，得亏王崇古也是个佞臣，做这些谄媚之事，毫无心理负担，不用做任何的心理建设。
事情以皆大欢喜而结束，皇帝陛下获得了冠名，松江府获得了一笔银子用于开设设计院，而造船厂的工匠获得了七万银的赏银。
朱翊钧也是需要名声的，虽然他总是用名声换银子，但要做出姿态来表示对造船的支持，以明确政治风向，算是一如既往的全力开海。
明确的政治风向，非常重要，这对下面做事的人而言，不必过多的担心政治倾向上的风险，没有这种风险，等同于少了一把刀在脖子上架着。
官场最怕的就是上意不明就只能猜猜猜，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
王崇古的崛起是在皇帝主政之后，在此之前，他的表现只能算是聚敛佞臣，而不是经邦济国，双峰政治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态，中原将其称之为党锢，两个政治强人，在朝堂上的主张相悖，会引发剧烈的动荡，比如隆庆皇帝神隐后，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缠斗。
而在皇帝少壮，能够处理政务并且形成威权之后，王崇古和张居正都团结在了陛下之下，就可以共存了。
斗而不破的局面，是需要基础的，威权的核心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個，更加直白的讲，现在，大明有且只有一片天，那就是陛下。
兵部尚书曾省吾拿出一本奏疏开口说道：“西南战事，西南东吁，实为底兀剌宣慰司，可谓世为边寇，讨之则负固自守，事久则劳人烦费，故前代皆为兽畜之矣，依附而受而不逆，反叛而弃而不追，故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如宋真宗时，五溪蛮附，真宗不许。”
曾省吾这段文绉绉的话，本来应该出现在正式公文里，而不是廷议，大明士大夫也不是一口一个之乎者也，而是以俗文俗字居多，这段话其实就是一个檄文的范文，如果通过了廷议，对东吁的檄文，就会在这段话上扩张。
说的内容是关于大明之前，历朝历代，对西南土司的态度。
宋真宗时期，五溪蛮一直在谋求完全依附北宋，并且由土司世酋向通汉，亲自到开封游说，但向通汉最终只得到了册封，实土郡县、设定租税、请命王化的要求，宋廷统统没有准许。
宋真宗更是亲自下旨，荒服不征，弗之许，意思是五溪蛮的地方太蛮荒了，就不设衙门征税了，不准向通汉请求。
向通汉也摆烂，直接献了地图，请大宋皇帝王化，但最终没能成行。北宋的士大夫瞧不上这些地方。
在大明之前，包括胡元在内，对西南土司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其酋长自治，朝廷就是把他们当禽兽一样的看待，只羁縻，只要他们不跟野兽一样窜出山林，就不深入治理，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土司世代都为边寇，袭扰极为频繁，彼此征伐不断。
中原朝廷也为难，讨伐的话，蛮夷就占据险要之地防守，时间久了，对朝廷而言花销太大，也过于劳累军兵，不讨伐的话，又频频滋事，往往弄得都非常狼狈。
如果归附就册封，如果逃亡也不做追击，这就是羁縻。
曾省吾接着说道：“洪武七年七月，有御史自广西还京，上《平蛮六策》，太祖览毕曰：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
“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自此我大明以此为纲，两百载未曾更易。”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对西南的情况极为担忧，并且开始深入治理西南，而不再是让世代的土司治理了，治理的总方针就是十六个字，非威不畏非惠不怀，德威兼用感心摄暴。
没有武力的威慑，蛮夷是决计不会畏惧的，但是没有真正的实惠，又不能人心所向，蛮夷也不会心怀大明，以大明马首是瞻，所以要德威并用，感化他们的心的同时，让他们摄于暴而不敢忤逆。
但永乐之后，就变成柔远人了。
大明在云南设了三司，还让黔国公府世代镇守，两百年，大明对西南土司的政策没有变过，在没有打起来的时候，都可以谈，都掌蛮跟大明跳了那么久，大明都忍住了，直到忍无可忍，直接将其抹去。
大明在西南不是一味的使用武力，比如贵州，这个土司最多的地方，在正统年间之后，进士就没有断绝过，大明对西南地方进行实际统治，是编民齐户，是将完全的自然经济转向了小农经济，是将文教和秩序带到了西南，这是兴教化之功。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黔国公沐昌祚信任生苗，将其看为大明人，结果这些生苗主动打开了门户，让敌人差点打到大理去，伤透了沐昌祚的心，以致于沐昌祚对于两个土司的意图归降之事，也是不理不睬。
曾省吾介绍了背景之后，开始了长篇大论，永乐年间如何册封了东吁为宣慰司，后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