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不是在推诿，是能力和现状不允许他去做，这件事只有两个人可以推动，那就是张居正和陛下，在张居正的原教旨阶级论里，皇帝是一个单独的阶级，是不能也不会有错的超脱阶级，所以，这件事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做，那就是身为臣子的张居正。
皇帝可以选择支持，因为皇帝出面推动均田役，闹出了大乱子来，就没办法收场了，这是历来的游戏规则，比如变法的商鞅，比如削藩的晁错，比如推行新政的王安石，比如废了皇帝拥立新帝的于谦，比如现在的张居正。
当臣子推动巨大变革时，造成了不可逆且恶劣的后果后，臣子担责，致仕、杀头、族诛都是承担责任的代价。
现在议题，卡在了这里，王崇古提出来了，需要人去执行。
张居正思索了一番说道：“臣来主持此事吧。”
虱子多了不愁，张居正身上的虱子那可是真的太多了，考成、清丈、六册一账、整饬学政、大明会典、不给宗亲发俸禄（郡王以下自谋生路）等等，张居正得罪了乡贤缙绅、名门望族、势要豪右、官选官的天下百官、世袭的武勋、宗亲，甚至是皇帝，可以说，他已经把除了穷民苦力之外的阶级全都得罪光了。
张居正的新五事疏，确认了皇帝的五个义务，就是在规定和限制皇帝的责任，朱翊钧本人对此没有不满，而且深入执行，朱翊钧认为权利和责任都是对等的，既然至高无上，那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这件事本身和高拱要敲掉司礼监是一样的性质，是僭越，是僭越主上威福之权。
“先生，此事兹事体大，朕倒是觉得可以先从清查丁口数目开始，查清楚了丁口，再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硗瘠之等，均壅淤开恳之数。”朱翊钧开口说道。
高下之科，不是每一亩田都是肥沃常田一年三熟，也是因地制宜，对田亩分分为三等，分级的标准就是肥沃硗瘠、壅淤开恳，这些当年洪武年间就有标注了。
“臣遵旨。”张居正俯首领命。
朱翊钧作为皇帝，从来不会让张居正孤立无援，从刺王杀驾，张居正用皇帝被刺杀换取了考成法推行、吏部尚书和杨博致仕开始，朱翊钧就一直在支持张居正，更加明确的讲，不是皇帝的纵容，张居正的新政，只会处处受阻。
这次也是，朱翊钧下达了命令，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指令，让张居正清查丁口制作黄册，责任还是张居正承担的，但他是领命行事。
还是那句话，他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天下罪朕，还是朕罪天下。
在原来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让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彻底决裂，就是万历八年十一月，万历皇帝夜宴宫中。
万历皇帝被太后和张居正严格管理，一直小心谨慎，终于在一名叫做孙海的宦官的带领下，皇帝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在宫中夜宴，好不快活，喝醉后，就带着宦官们横冲直撞，让两個宫婢跳舞，宫婢不会，十八岁的万历皇帝一怒之下，要将宫婢斩首示众。
最后闹的凶了，万历皇帝将宫婢剃了辫子，算是象征性斩首了。
这场闹剧发生在十一月末，但爆发在了十二月初，李太后得知后暴怒不已，带着万历皇帝到太庙，李太后哭，万历皇帝也哭，随后李太后下旨，让内阁拟罪己札记，让万历皇帝在太庙读。
十八岁的万历皇帝非常不满，当即下旨说：朕已悔悟，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今降为小火者，安置南京，尔司礼监等，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见朕偶尔昏迷，就应力谏。乃图朕一时欢喜，阿顺不言，赖圣母慈诲，今朕已改过，立逐奸邪，以后但有此等小人即同举名来奏。
被李太后拉到太庙教训，那是门里的事儿，罪己札记是绝对不能读的，皇帝下罪己诏，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李太后深居内宫不清楚，万历皇帝还是明白的。
李太后更加不满，要求杀掉这个引诱皇帝荒唐的宦官孙海，并且下懿旨到内阁，让张居正带领群臣上谏，将孙海等宦官就地正法。
太后要杀了孙海这几个宦官，万历皇帝则是要降为小火者（劈柴的）放到南京去。
一面是太后，一面是皇帝，张居正这个内阁是左右为难，最终上谏：将孙海等人宦官送往烟瘴之地流边。这是个和稀泥的做法，折中了一下，加重了一些惩罚，但不杀人，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去的。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是很满意的，就写了幅字帖赐给了张居正，还说先生应该再劝劝朕，应该细心处理国事而不是荒废课业。
张居正非常谨慎的回答道：臣等身隔外庭，未敢轻信流言，而朝廷庶政未见有缺，故不敢妄有所言。
张居正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确：夜宴这点小问题，朝廷庶政没有缺失就可以了，他就不多管了。
李太后仍然不满，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后，将司礼监禀笔太监孙德秀、温恭，兵仗局太监周海，三人列为共犯，要求张居正领内阁众臣再次上谏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到了这一步，张居正这个装糊涂的师爷，还在装糊涂，他自始至终没把至关重要的《罪己札记》呈送宫中。
万历皇帝、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他们从来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