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东林党，是指晚明以江南士绅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
顾宪成等人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形成了一股政治集团。而与其相争的反对派，以东林书院为名，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但你要说只要是江南人就是东林党，实际上也挺冤枉人的。江浙一带自有自己的派别，称为“浙党”，代表着江浙地主以及文人利益。浙党魁首沈一贯，也是万历首辅，和东林党是死对头。后面的浙党干不掉东林党就投奔了魏公公，故而有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在浙江建立起第一座魏忠贤专属的生祠。
明朝灭亡固然有东林党的责任，但要把全部的锅都推给他也是不公平的。可以说，从崇祯不懈努力开倒车，再加上众正盈朝，齐、宣、楚、浙与东林互相倾轧，这些加在一起，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
但主要原因还得是李爱新觉罗由检接锅，他实在是太他吗菜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崇祯不那么努力，兴许大明还能多挺两年。
不怕皇帝没能力，就怕皇帝意识不到自己没能力。
那句话其实用在崇祯的身上比较合适朱由检，你和别人不一样，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朝政之上。
到了明朝灭亡，齐楚浙党开始展示顺来降顺，清来降清的灵活道德底线，而东林党依旧在南明小朝廷里玩那一套互相倾轧的党争
一眼顶真，鉴定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败事有余也不仅仅体现在党争，像是江南士绅集体在税赋上偷奸耍滑这一套，属实是传统了。
都说明朝江南税赋重，结果起义的是陕西的李自成。
那到底重不重呢？只能说如重。
有一句话评价江南士绅极为合适，“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要对外侵略的，他们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
国家要防御帝国主义，需要钱，找他们收税，好家伙，立马阴阳怪气干脆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帝国主义好，帝国主义好，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秩序好。找他们收税，那真如同杀父之仇一样。从明末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结果到了带清，带清可不会惯着他们，在明朝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病死，康熙即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以皇帝的命令下令各地加紧督办催收拖欠钱粮。如果各地方官完不成任务，要么革职查问，要么降职。
有了这道严令，各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前途，纷纷对江南缙绅地主催粮催税，急先锋当属江苏巡抚朱国治。
朱国治，辽东抚顺人，隶属于汉军正黄旗。
他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五地拖欠税款的1315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和11346名生员秀才全部抓起来，要求他们在两个月内必须将拖欠的钱粮补上，否则从重治罪，比如剥夺功名，打板子，甚至革职、充军、抄家。
见朝廷动了真格，部份缙绅吓坏了，急忙主动缴纳欠款，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生员共缴纳4.9万两白银。
但这些欠款跟缺额差的太大，朱国治认为有的缙绅地主故意拖欠，要严加惩罚。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抗税了，必须要出重拳！
最终清廷将被捉的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这一下子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考去的功名没了，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变成了平头百姓。他们的家产都被充公以冲抵拖欠的税银，甚至变成了一贫如洗的贫民。
其中拖欠税款最多的三千人被戴上枷锁关到刑部大牢，直到次年五月才被释放。等他们出狱后，家产充公，早已经无家可归了。
当初明朝让你交税你不交，还找各种由头抗税，还暗搓搓地骂朝廷。好了，现在明朝倒了，你们这群蛀虫也从树里头冒出来了。清朝可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文人士大夫，只要你肥的流油，留钱不留头，选吧。
你问清朝江南士大夫为何开始怀念明朝了？细品就完了。
江南士绅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反动群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帮十足的白眼狼。李敖所说“打出来的奴才，杀出来的顺民，惯出来的孽种”，形容他们最为合适。
从一贯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江南士绅开始哔哔赖赖了，一定是对他们太温柔了。
黄巢也算是恶补了一遍明末的历史，觉得很有必要去和这些明朝宗室，还有士大夫们掏心掏肺。
老朱刚开始还有点哼唧，觉得这不肖子孙应该让自己出手，而不是黄巢这个外人替他动手。结果出手收拾了第一家，他就开始闹心了，最后还是决定把那些子孙交给黄巢处理吧。
眼不见心不烦是这样的。
收拾完福王朱常洛，天下震恐。朱由校得知了皇叔朱常洵被一个自称“冲天大将军”叫“黄巢”的人点了天灯之后，哭着多吃了好几碗饭。
出了反贼，朝廷肯定是不能够坐视不理的。建奴要剿，贼军也要剿，但大明现在多少沾点捉襟见肘，没钱呐。
事情总有轻重缓急，这个黄巢虽说是杀了皇叔，还宰了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