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抹着眼角的泪水，继续道：“我和我姐在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多，警察那边因为证据不足，把我们放了。” “我虽然自由了，但我拥有的一切全都毁了。” “村里人根本不听解释，他们只看见我被警察抓走，就一直认定我是杀人犯。我在村里受到各种排挤，连朋友也开始疏远我，不理我。” “我爹实在气不过，我出狱的第二年，他愤恨交加，早早去世了。” “我姐已经出嫁，她婆家的人因为这事儿对她各种不待见。后来我姐被迫离婚，生活很艰难。” 说着，谢安国伸手往上，指了一下天花板：“这是在我家老房子基础上翻盖的。我出狱的时候，家里除了锅碗瓢盆和很少的一点儿生活用品，别的都没了，全被汪家人抢走。他们甚至连房子的主梁都想要，因为那个是木头的。我听说，如果不是村长阻拦，我家的房子早就被他们拆了。” 顾德伟一直皱着眉：“当时汪家的这些做法……你家里人为什么不报警？” 谢安国叹道：“那种情况下，报警有什么用啊！街上抓住小偷小摸的都要狠狠揍一顿，我当时是以杀人犯名义抓进去的，没被村里人活活用唾沫淹死就很不错了。汪家人打着“为民除害”的名义冲进我家抢劫，当时还有很多人跟着……法不责众啊！” 虎平涛在旁边听着，神情严肃地更正：“那是以前，不是现在。” 谢安国惨笑了一下：“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整理材料，开始上访，希望能澄清冤情，而且追责汪家人打伤我母亲，抢走我家财产的事实，讨还公道。” “可有关部门……有时候想想，真的很想骂娘啊！办事儿的那些人根本不负责，他们回复我：汪琼那个贱人下落不明，我作为丈夫具有一定的责任……草拟吗的，老子已经跟她离婚了，还有个屁的责任？你嘛哪儿有这种断桉的？各打五十大板，这算什么事儿啊？” “至于汪家人在我家里打砸抢，侵占财物，以及对我个人名誉的澄清，这个要等到找回汪琼，各方面对质，全部核实以后再做解决。” “这种回复简直让人看了喷血！说白了就是和稀泥，推卸责任。” “入狱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部队上我是呆不下去了。老领导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他知道我的为人。我被关进监狱以后，他一直压着不让人动我的材料，直到后来警方证据不足把我放了，老领导才给我办了退伍手续。” 虎平涛叹道：“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一般来说，现役军人犯罪入狱，部队上直接开除军籍。能拖了两年多，你出狱以后办成退伍，的确对你很关照了。” 谢安国用手背抹着眼泪：“那些对我好的人，我一辈子都记着，都感激他们。可是……派出所那边，等我拿着退伍手续办理安置工作问题的时候，他们又跳出来，仍然还是之前的借口，说汪琼是我的妻子，她下落不明，我作为丈夫必须负有责任。所以我的工作问题要等到核实汪琼的下落，然后才能解决。” 顾德伟实在听不下去了，张口骂道：“这都什么狗屁理论？” 虎平涛拿出香烟，递了一支给谢安国：“老谢，听你说的这些，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故意针对你？” 谢安国接过烟，情绪低落：“后来我才知道，派出所那边有个人是汪家的远房亲戚。我的事情之所以故意拖着不给解决，一方面是之前的桉子搞错了，死者身份不对；另一方面，汪家给他打过招呼，让他故意卡我的脖子。” “反正当时这些事情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但我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汪琼。” “我以前在部队上是侦察兵出身，手段还是有的。我以村子为核心，找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光是找人肯定不行，毕竟还得生活。后来我就跟着朋友去了沿海，做服装生意。” “那几年真的很苦。为了挣钱我真正是不要命，一切都豁出去了。我这人认死理，办事和找人都需要钱。另外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看过《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只要有钱，尤其是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看似困难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 “我第一次挣到十万块钱的时候，悄悄回了趟老家。我打电话约了以前很好的两个朋友，喝了顿酒。我把所有事情摆开了说，他们很同情，都安慰我。我求他们帮我，不白干，每人当时就给了五千块钱。我要他们平时接近汪家人，无论汪琼她爹娘、哥哥什么的都行。” 虎平涛饶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汪琼藏在家里？” 谢安国坦言：“我和汪琼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后来又离了婚，可她那些年和我书信来往，我对她多少算是了解，也知道她的一些想法。汪琼这个人吧，胆小怕事，没什么主见，偏偏有些时候性子执拗，简单来说就是一根筋，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家里能压得住她的就三个人：她爹娘，还有她大哥。” “这三个人说话汪琼必须听，不听就要被打。汪琼在信上曾经告诉我：她十一岁那年，因为没听她哥的话山上割猪草，跟朋友跑出去玩，晚上回来以后，被她大哥抡起锄头把狠狠揍了一顿，差点儿连腿都打断了。” “再说了，汪琼没有工作，就初中文化，而且初中都没有毕业，她没钱没见识，能跑到哪儿去啊？” “在村里，女孩就是一种负担。汪琼家里处心积虑把她嫁给我，本想着是门好姻缘，可汪琼自己不争气，非得在外面乱搞，汪家人也脸上无光。可这事儿他们必须解决，我估计汪琼那天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