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着中午在附近宰你一顿，现在看来不成了。你赶紧跟着老廖去吧！吃饭简单，今天先记下，改天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倍。” 雷跃也学坏了，在旁边帮腔：“干脆别吃了，折现吧！” …… 抵达耳原路派出所的时候，所里乱成一团。 几十个人占据了办公室，围着所长李建斌和指导员陈信宏大声吵嚷。 “人就是你们警察害死的，你们必须负责！” “好好的搞什么检查，我看你们警察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整天瞎转悠。现在人死了，你们得赔钱。” “必须赔！一定要赔！五十万……不，一百万！” 廖秋和虎平涛用力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搞清了状况。 …… 因为气候宜人，滇省省城历来有“春城”的雅号。 那是以前。 随着时代变迁，旧城改造，“春城”变成了“村城”。 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村子。旧城改造，不可避免涉及到拆迁。 拆迁需要大量资金。对于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山村是耳原路派出所的辖区，从前年就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全村都与开发商签了协议，就等着工程队进场。 邻村已经完成了改造，专门匀出两幢楼给三山村的人作为临时安置房。虽说两地隔着好几里，可人们的观念未改，仍然把这两栋楼叫做“三山村”。 开发商给着房租，按照补偿协议，有人要钱，有人要房。现在市场上房价居高不下，等新房到手，无论卖还是租都划得来，妥妥的躺着就能收钱。 钱多了，人就懒了。 很多村民不愿意工作，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也回来了，家家户户的财产都有好几百万……在其他人看来，这真的很不公平。 勤勤恳恳上班的人，比不过一帮靠着国家赔偿轻轻松松就发家致富的懒汉。 钱多了，时间多了，村里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了。 三山村附近有好几个棋牌室老年活动室xx茶室……提供的服务都很单一，除了麻将，还是麻将。 郑千山，在家里排行第四，人称郑老四，今年七十二岁，上个月刚过了生日。 他喜欢打麻将。每天吃过早饭，就去楼下的一家茶室，从上午十点打到下午六点，午餐在麻将馆解决。一般是叫外卖，或者让经营麻将馆的老板在附近帮着买点儿馒头包子，或者米线面条。 有时候兴趣来了，六点打完休息一个钟头，七点接着打，晚上十二点收工。 有些时候甚至通宵…… 麻友都是三山村的村民，平时都很熟，抬头不见低头见。 国家明令禁赌，派出所也经常在那一带巡视。每次路过，都要在麻将馆里挨个告诫，叮嘱。 “打牌就打牌，不准赌钱。” “不准赌博啊！哪怕是一毛钱都不行。” “赌博是违法的。” 这种劝说毫无作用。 以前虎平涛在所里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在那一带巡逻的警察抱怨。 “三山村那边打麻将的基本上都是老人。抓又不好抓，管了他们又不愿意。禁赌之类的话对他们说了也没用。一个个倚老卖老，一说要抓人拘留，要么躺在椅子上说高血压犯了，要不就捂着心脏说难受……这怎么管？” “查封麻将馆要有正当理由，毕竟人家是有经营牌照的。再说了，现在的人都很精，麻将馆平时在路口都有人守着，看见巡逻人员经过，立刻打电话给打麻将的老人，让他们注意点儿。其实他们平常也就打个五块钱，或者十块。赌肯定是赌了，可我们一过去，都从抽屉里拿出纸牌，说都玩那个，是筹码，没玩钱。” “国家是允许打麻将打牌的，这是正当的娱乐活动。就冲着这一点，我们就没办法管。除非从麻将桌抽屉里搜出现金，否则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你看看谁还会在抽屉里塞钱？”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郑千山今天一大早就到了麻将馆，还是熟悉的麻友，还是玩“血战到底”。 打得不算大，十块钱一炮。老规矩，八番封顶，自摸加一张。 郑千山今天手气不错，一个多钟头就赢了四十张牌。按照一张牌十块钱计算，就是四百。 他最后糊的那一把特别大————五筒加八万连扛，杠上花九万赢三家。 自摸封顶，加上扛牌，一把牌就赢了超过三百块钱。 经常打麻将的，每逢这时候就狂喜。 毕竟谁赢了都开心，何况赢了这么多。 就在郑千山大把收钱的时候，突然外面有人喊了一句：“警察来了。” 顿时，狂喜变惊慌。 警察经常来麻将馆巡查。他们特别仔细，一边告诫“不准赌博”，一边让所有人离开桌子，拉开抽屉，逐个检查。 一旦发现有现金，哪怕只是一毛钱的硬币，就立刻把人带回去处理。 以前有人不信邪，故意在抽屉里扔了个五毛硬币，结果一桌子四个人，连同麻将馆老板都去了派出所，按规定处理。 从那以后，三山村的人都知道厉害，谁也不敢开这种玩笑。打麻将的时候都把现金装在衣服口袋里。 再后来，直接用手机扫码，身上不带钱，或者少带钱。 打牌前所有人都要仔细查看麻将桌抽屉，确定没有遗漏。 一句“警察来了”，让郑千山惊恐慌乱。 其实当时谁都没给现金，都是从各自抽屉里拿出纸牌筹码递给他。可郑千山毕竟老了，上了岁数，接纸牌筹码的时候手忙脚乱，心里又急，慌慌张张把纸牌往衣袋里塞。 平时他不会这样。毕竟纸牌筹码不是现金。 偏偏这时候外面的人又喊了一声：“赶紧把钱收起来，警察到门口了，不想被抓进去就快点儿！” 这句话成了催命符。 郑千山突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