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能卖钱的东西。 听过《采蘑菇的小姑娘》那首歌吗？ 夏天，每逢雨季，山上的针松树下就会长出一窝窝的野生菌。牛肝菌、见手青、鸡枞、虎掌菌、猪拱菌、鸡油菌、干巴菌……真正是味道鲜美，可口又天然。 我却舍不得吃，全部送到集市上，买给那些专门收购野生菌的人。 就拿见手青来说吧，那些人给出来的收购价，只是每公斤几块钱。可他们把收来的菌子送到省城这样的大城市，转手就能卖几十块，甚至更多。 这还是很多年前的事。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如果我和那些收菌子的人一样，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我就能来往于山村和城市之间，轻轻松松赚大笔的钱。 文人，尤其是搞艺术的文人，都他嘛的敝帚自珍。 “画画”与“绘画”是两种概念。前者只是自娱自乐，在纸上画着玩；后者才是专业，专指素描，还有色彩。 我上初二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考艺术院校。 县城里虽然有美术补习班，却是要收钱的，而且很贵。 家里穷，爹娘整年在地里刨土坷垃，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出玉米、土豆和辣椒，换季的时候再种点儿豌豆肥田，所有这些就是全家人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小时候我经常做梦，梦见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爹娘把家里的钱集中起来供我上学念书，我再也不用冒着酷暑在山里捡菌子，再也不用被野草也荆棘割伤皮肤，再也不用满身臭汗，像狗一样把采来的菌子送给那些收购者，任由他们挑挑拣拣，随意开价，用仨瓜俩枣的钱就能抢走我的辛劳所得。 是的……是抢，我一直这样认为。 别给我扯什么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就是一群手里挥舞着钞票，臭不要脸的强盗！ 我不要什么弟弟妹妹，我痛恨我的父母。要不是他们生养了那么多孩子，家里的经济情况会好很多。国家明明制订了计划生育条例，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为什么宁愿缴纳罚款也要生那么多？ 如果他们把这些钱拿出来供养我，我就能找到很好的老师，生活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能想象吗，中考那年，因为填报志愿的事儿，我爹用绳子把我捆起来，狠狠揍了一顿————他要我考中专，因为毕业以后就能工作。可我的未来梦想是中央美术学院。那是全国所有美术生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其地位相当于文理生心目中的北大、清华。 那时候我就发誓：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永远离开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像我爹娘那种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村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莫奈、达芬奇这些伟大的名字。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梵高的一副《向日葵》价值上亿美元，不明白为什么毕加索的随便一张练习手稿会被顶级富豪当做珍品收藏，不明白艺术品行业在国外是如何的风生水起。 其实说起来挺可笑的，高中时代的我，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觉得张大千是个渣渣，齐白石不过是个手上能画几笔的木匠，还有李可染、徐悲鸿、傅抱石这些所谓的国内名家，充其量也就是三流画手。真正的艺术家都在国外，中国画永远不如油画。想要找到艺术的真谛，想要得到最好的发展，就必须出国。 这些话是我从县美术馆一个美术教员那里听到的。他当时开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我周末的时候会过去旁听，不给钱，站在门口观望的那种。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就是整个县里绘画水平最高的人。“承师者重其言”，何况他说的这些在我看来的确很有道理。 考上川美的那年，我跟家里闹翻了。 爹说了：画画的学校都是培养二混子，与其进去白白浪费钱，不如趁着现在退了。要么在县城找份工作，要么去外地打工。家里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要养活，要上学，我这个当哥的人得为此负责。 我当时回了一句：你自己生的孩子，凭什么要我来养？ 我爹拎着斧头要砍我，我跑进猪圈扛起切猪草的铡刀，只要他敢轮起斧头，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直接像对付西瓜那样把他脑壳劈成两半。 如果不是我娘哭着喊着劝着，那天晚上肯定要闹出人命。 第二天，我离开家，去了川美。 我属于求生能力很强的那种人。我挨个从亲戚那里借到了第一学期的费用。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就勤工俭学，在附近餐馆里找了一份洗碗和配菜的工作。钱虽少，几百块，却攒得下来，把借的人情还上。 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在外面打工，但美术生的“打工”概念不同，有人卖画，有人在外面做雕塑，还有人给广告公司做设计……我跟一个学长的关系比较好，他带着我跑了几次画廊，专门做油画复制品。 不要误会，这个不是盗版，而是画廊出颜料和画框画布，给出样图，我按照比例临摹的那种。按画面大小不同，画一张能得五十至两百元。 那段日子我过的很苦，有好几个月都是两块钱过一天。每顿都是在食堂里买几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还有从舍友那里蹭来的茶叶，泡一缸子茶水。 我想出国。 国内真不是艺术家能呆的地方。艺术品消费市场是如此贫瘠，很少有人愿意买画。跑画廊的次数多了，老板跟我也很熟，有时候闲下来，也会约着我在附近吃点儿烧烤，喝瓶啤酒。他总是抱怨生意难做，利润薄。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就以我为例，我的穷爹娘还在为了吃饭发愁，就连城里的居民也没多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