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远的就不说了，二十年前，电影《碟中谍》里出现了很多微型监听和监视设备。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就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具备了录音、录像、拍摄、信息发送等一系列功能。你再回过头看看咱们建国初期的谍战片，无论微型照相机，还是监听录音设备，根本比不上智能手机。”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文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候全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非常粗浅，几乎停留在“杀人偿命”这种基础性逻辑思维层面。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在时代差异面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也在查缺补漏，不断完善整个司法系统。” “如果你把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史做一个图表，以五年为阶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梯次向上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全民化的前提下，文化自信也在逐年提升。” “小虎你想想，你跟一帮大老粗讲法律有用吗？他们不揍你一顿才怪。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整个社会文盲的数量已经缩减到极低比例。一百个人，有九十个懂法，并且以法律对社会行为形成制约框架，剩下的十个人就会被迫服从，进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就是群体效应。” “还有就是物质。看过冯校刚的那部电影《一九四二》吗？或者你翻翻书，看看历朝历代的饥荒，这人饿极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服从社会规则。“仓廪足而知时节”，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管用。” “再有就是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还是一百个人，一个亿万富翁，九十九个勉强温饱的穷人，这个富翁是不是很危险？说句不好听的，被九十九个穷鬼包围的有钱人，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所以当年邓公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虎平涛目光微凝：“是的……可当年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都不会这样想。” “仇富心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雷跃继续道：“但只要这个亿万富翁拿出一部分钱，咱们也不说什么共同富裕吧！只要他能使周围的人提高收入，就能对整个人群产生共感效应。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法律监督与约束框架的前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变得穷困。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很多人的贫穷是因为外部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 “回过头来再说李丽红。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群体受教育程度。她只上过小学，大部分村里人甚至达不到她这样的文化程度。他们不识字，就不懂法。虽然当地派出所每年都会搞“普法下乡”活动，但很多村子都是当做上级指派的任务敷衍了事。” “九四年的时候，我带队去洪河州下面的一个村子搞普法宣传。后来发现这样做几乎没什么用。当地村民遇到纠纷，都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出面调解。李丽红的遭遇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家长制和族长制面前，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下来。” “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观念仍然是男尊女卑。李丽红的父母就是因为重男轻女，才把她送给别人领养。家家户户都想生儿子啊！都认为那才是传宗接代的真谛。以前我在乡下办案的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接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家的媳妇因为接连生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还是怀孕了。当时还有计划生育控制着，他们家一直在交罚款，家里穷得连每人一套完整的衣服裤子都穿不上，还是咬着牙生孩子。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各地农村接触多了，才逐渐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思维。” “在家里，李丽红连上桌吃饭的权力都没有，她养父一句话就能决定命运，让她嫁给谁就必须嫁给谁……她敢反抗吗？她能反抗吗？更不要说是报警。” “除了以杀人为手段解决问题，她找不到第二条路。”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城里的女人，小资、轻奢、追求独立和自由，再对比李丽红……真的，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远离城市山村里的女人苦啊！我再给你说个故事：九六年，我在边境缉毒站工作，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旁边有个寨子。那里的女人结婚后就承担全部家务。早上五点，女人起来背着孩子上山割胶，然后回家做早饭，吃完她自己那份，把丈夫的早餐放在锅里，用热水温着，女人就把孩子装进箩筐，一个人牵着牛下地干活。男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爬起来，吃完早饭把碗一扔，就在寨子里转悠，打牌吹牛，喝酒串门……等到晚上女人回家，做好晚饭，男人才玩够了回来，吃完饭就抽水烟，然后睡觉。” “没人愿意当牛做马，但她们的反抗只能得到一顿拳头。李丽红被打怕了，尽管她的体能强于养父母，她仍然不敢反抗。” “所以法制不能单纯归列为制度不完善。为什么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如果不让位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富起来，就谈不上对法律的服从和约束。” “普法工作很重要。就说边境上的那些村寨，以前，很多村民都没有“贩毒违法”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讨生活，直到我们的普法工作队一次次进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