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式中更珍贵的一类，却是非‘大明宣德年制’的年号款，这类款式的铜炉，一般都是当时的真实官造，品质当然要比民仿要高得多，甚至比官造仿宣德六字款的品质都要高。”
“也就是说，这个‘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的款式，其实比‘大明宣德年制’的款式，还要来得珍贵？”王主持人问道。
“其实应该这样理解。”王老爷子笑道：“真正的大明宣德年制铜炉，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基本所有的‘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炉，我们都不妨将之视为后仿，民仿的我们不说了，官仿的寄托款和年号款品质差相仿佛，两者的珍贵程度孰优孰劣，主要还要看后期的保养盘完质量。”
“但是官造年号款品质有保障，真伪也容易断，而寄托款就容易和民仿混淆，增加了辨识难度，相对的收藏门槛也较高。因此在行内，官造年号款的炉子，其受欢迎和追捧的程度是要胜过官造寄托款的。”
“这个并非东西的品质造成的，而是市场造就的。”
“原来不管哪一门收藏，研究起来都不简单啊。”王主持人将铜炉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桌上，又拿起了桌上的那件小漆盒：“《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是先生的名着，两书广受称颂，这两门学问，是先生最偏爱的了吧？”
“其实也不是。”王老爷子说道：“竹刻、绘画、铜佛、匏器，乃至熬鹰遛狗养鱼养鸽子，这些我都偏爱。不过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算两本，主要还是因为其中引论和出处详尽，我个人认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如《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我认为内容其实一般，最重要的是书后的索引部分，那些都是我在几十年里花费大精力建立起来的。”
“现在咱们的学术界里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书无索引’，这个不大不小、又痛又痒的臭毛病，我认为就要不得。”
“索引大大便利检索，特别有益研究，八十年代，《中国美术全集》编撰出版，我有幸担任《漆器卷》主编，为此写作了五万多字的《中国古代漆工艺》导论。”
“不敢说认知真切，见解深邃，资料全面，但是起码求证严谨，原原本本，凿凿有据。”
“我认为我们是做学问的人，不能和鬼市文玩摊子上的小贩们那般信口开河，写到书里的东西要一一都道得清楚来处，要经得起大家的讨论和验证。”
“研究古物，真赝和时代二者，是最先遇到的大问题。尽管传世品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常常由于来历不清、时代不明，而科学价值较低。”王老爷子说道：“出土物不同，往往具备来历清楚、时代明确的优长，是最可信赖的实物资料。”
“四十年前，明清研究当中，大家都还多关注于传世品上，很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关注明清，我的研究大多时属明清，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多数着述，对我国的考古新成果，没有征引。”
“可是漆器特殊，除了明清两朝外，从最早的河姆渡时期开始，一直有大批的考古发现。因此对早期漆器的研究，我所考据的主要的实物依据就是甄选出的考古资料。”
“这些东西，我都作为中国漆器简史和概论介绍，为导论列出了二百四十条注解，说清了所征引古今文献的出处。”
周至在一边听得连连点头，这其实就是藏家和学人的区别。
世襄先生博雅崇实，对于诸多古代非遗都有研究，都有重大贡献。成就最高的当然是明式家具和漆器研究，但是周至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在两门研究上树立起了科学精神的榜样。
重附录，重索引，参证考古资料，在后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写作手段，可是在如今这个时候，文史类研究当中，独缺存在轻视引录的弊端。之前的着述往往忽略注释，真给结果，倘若在正文中不提议论所本，不说出处的抄撮蹈袭，乃是常态。
而最搞笑的，是那些着述至今仍然被学界以“旧时学术规范”为借口加以开拓。
为了附录索引，老爷子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口舌。在他撰着的当年，多数专家还在依傍传世文物循环论证，而他已经跳出了窠臼，无疑显示了先生识见的深远和方法的科学。
很多人将之归于老爷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早年接受正规现代教育的功劳。可是近百年来，受现代教育的学人已经太多，学术着作早就浩如烟海，但是带有索引的着作依然不多，这就不好解释了。
这大概也是王老爷子，启老爷子这类人看周至非常顺眼的原因，因为周至，还有周至的师承顾老爷子一家三代，和他们都是同一类的人，非常注重史料和考古资料相互结合，理论引用的论据牢不可移，件件皆有出处。
就连周至在《甲骨文鉴赏》一课上发挥一些想象，都要引来辜老爷子的论难，门风之严谨可见一般。
周至更是将之做到了极致，为此搞出了数字图书馆和搜索引擎，这玩意儿的出现，毫无疑问会给广大的文史工作者解除巨大的负担，也会让学风和研究方式，朝着几位老爷子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
果然，就听王老爷子说道：“现在有了计算机，有